“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以北疆的方式改革，取消铜辅币，代之以纸币作为辅币，南方久以铸造铜元获利，那我们先就稳妥一点，只说回收铜钱，且以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再推向全国。”说到这里，葛洪义笑了一下，“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可换125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200文换一元。北疆当日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承担了近300万的损失，但结果换来六万万余元人民币信用的稳定。熊秉三一开始天天苦着脸，后来就笑得合不拢嘴，相信燕孙兄也会有此一遭。”
众人大笑，梁士怡对葛洪义的调侃之言也并不介意，这么严肃的会议，确实需要诙谐话活跃活跃，葛洪义能这么说，说明已将他梁士怡看作自己人，这等的信任和重用才是最令自己感激的。
“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积极稳妥为标准，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50文，约4%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的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在京城、天津、保定、济南、青岛、上海六处设立，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妙，妙。”众人都叫好。
周学熙问道：“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岂非难以承受？”
“不然，铜钱是大宗货物，分量极大。长途贩运之运输费用必然超过4的界线，只能得不偿失，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只在上述六处设点兑换的缘由--距离一长，运输费用必然超过溢价，商人经过计算就自然明白。等将来时机成熟，可在各省都设点兑换以作为政策的深入执行。”
经过表决，众人都赞同葛洪义的建议，秦时竹道：“等会我就发布总统令，上述地区前清制钱、铜元停止流通。一律收兑，收兑标准由财政部根据各地行情拟定，保持4之溢价即可。至于辅币。我倒有不同地意见，由于辅币需要经常性流通，磨损极大，纸币远不如金属币来得耐用，金属辅币之发行还是大有用武之地，只是需要在金属成份上动动脑筋。”
“本来国币条例拟定中有发行十进位银辅币的意见，是不是仍旧如此执行？”
“可以换个思路嘛，不一定要在铜、银上面做文章。”秦时竹笑吟吟地说，“可以用铝！”
葛洪义恍然大悟。他们那个时空不就是用铝作为辅币嘛。铝一出来的价格极其昂贵，拿破仑第三大宴群臣的时候，众人都用银碗，唯独他用铝碗以示尊贵，1910年代铝的价格虽然已经下降许多了，但同样价格不菲。
“光是纯铝太过柔软，惟有配合铝合金后不仅质轻而且极其坚硬耐磨。用铝另一个好处是来源单一，容易控制，我国除山西目前有铝出产外。别处均无，可以有效防止滥铸、私铸。当然，究竟行不行还要请财政部试铸之后才能下定论。”
“行。那就按总统地意思办。明日就开始试铸。”
纸币又是一个令人棘手地事物。甲午后。随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地不断加深。它们所开设地银行都非法发行了大量纸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中国货币为单位。其中又分为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如汇丰银行发行地1元、5元、10元、50元、100元地银元票。及5两、10两、50两、100两地银两票；德华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也发行有银元票和银两栗。花旗银行同样发行了几种不同面额地银元票。另一类以外国货币为单位。主要有日本于日俄战争时期在我国东北发行地军用票。横滨正金银行发行地日本金票。华俄道胜银行发行地金卢布票等。
至于中国本国纸币。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现已合并于人民银行内）之初。为近代银行发行兑换券之创始。此后。户部银行及其在各地地分行也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钱票（即以制钱标明面值）等三种钞票。银两票地面额自l两至1000两共二十八种。银元票分l元、5元、30元三种。钱票有2、3、4、5、10吊等五种。这些纸币发行后。被公认为一般支付手段。无论银行及户部收解款项及各省交纳钱粮赋税。均可通用。其中银元票流通地数额很大。流通地区遍及等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之后。所发行地纸币种类。大体上与户部银行所发行地差不多。由于当时币制紊乱。各地银两成色。银元种类都不相同。因此大清银行总分行所发行地各种银元票和银两票都必须注明某处通用银元或某行所在地成色。以示区别。其兑换办法。一般都是某行发行地纸币。由某行负责兑现。凡持甲行纸币到乙行兑现者。均须按当时银价折算并支付汇水。除大清银行发行纸币外。交通银行和其他一些商业银行、地方银行也在开行之后。发行各种成色地银两票或银元票在市面流通。但数额有限、流通区域亦不广泛。
据财政部档案记载。前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后累计总共发行纸币12亿7千万以上。交通银行发行在1亿8000万以上。民国以后。人民银行开办以来。发行纸币甚广。由于信誉昭著、分行广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以上诸银行之纸币。由于注重保证。信誉良好且有资本庞大。基本无虞。唯各地钱庄、铜钱店所出之各种银钱票、各省官银钱局发行之纸币殊为堪忧。此等纸币发行。既无限额又无一定准备。滥发结果。充斥市面。因供求发生动荡。随时可能发生挤兑。甚至因发行机构倒闭而成废纸。清廷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曾颁布通用银钱章程。规定嗣后银钱行号未发行纸币者不得发行。己发行者逐渐收回。并严格规定发行准备。随时予以抽查。宣统二年。为进一步统一纸币。又颁发兑换纸币则例十九条。明确规定发行纸币之权属于中央。一切发行兑换事务统归大清银行办理。所有宫商银钱行号。一概不准擅自发行纸币。奈何风雨飘摇。纸面看来诚极为美。实际却不得执行。辛亥以后。各地为维持本省地位、充作军饷。更是胡乱发钞。南京临时政府曾发1万万军用钞票。却无一分钱准备。到目前尚未收缴干净。
秦时竹抬起头来：“方才我看了财政部的资料，虽然繁杂，但大意却是两个，第一，各国在我国设立银行，发行钞票。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第二，我国不懂发纸币究竟如何操作，各地以为生财之道纷纷滥发……”
“总统所言极是，纸币发行较之银、铜货币发行更为混乱。”梁士怡皱着眉头一一道来：“各外国银行的纸币在我国境内流通，不仅使国内币制更加紊乱，而且严重影响了各地的金融物价。例如外钞势力最大地港纸，在广东市场上一时竟处于主币的地位，我是粤人，素知广东的金融物价、人民生活莫不受其严重影响。然各列强久已发钞。一概停用未免不太现实。也不容易做到……不过，某些舆论认为外国以毫无价值之纸币换取我国货真价实之商品的论调。却是我不敢苟同地，这是对纸币的误解，别国可以用纸币购买我国货物，我们同样也可以买他们的。”
张謇补充道：“也不能光认为列强是空手套白狼，他们的金融理论和制度比我们完备的多，所发行地纸币也比我们有准备地多，光是发钞准备金一项就远胜过于我，我在苏省二十年，几乎没听过外国银行有停兑或倒闭的传闻，上海等各处通商口岸，人们甚至更愿意相信外国纸币……不过，不管怎么说，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肆意发行纸币，侵犯我主权，危害我社会经济，终究是令人不快的事情。”
“打铁先需自身硬，欲使人民拒用外国纸币，光靠一纸空文无济于事，反而会引发外交危机。”周学熙接过话茬，“首先我本国纸币必须争气，倘若我国货币信誉昭著、兑换方便，人民必喜用本国之物。这等道理，不仅商品如此，货币也是如此。”
“人民银行所发人民币素有威信，不如就以此为我国之纸币。”岑春煊建议道，“我听说西洋各国都只有一种纸币，法国即是法郎，美国即是美元，英国即是英镑，只有我国林林总总居然有上百种货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不如仿效人民币溢价回收北疆各处纸币之先例，逐次回收各地纸币，先期统一我国纸币，然后才谈得上抵制外币。”
众人又是议论纷纷，大体说来都是不赞同各地、各行有纸币发行权的，既然前面已经将铸造银元之权收归中央，纸币作为信用货币之权就更应该收归中央。
秦时竹也琢磨了半天，便将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诸位的意见和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货币之铸造、发行权应该掌握在中央之手，任何银行、地方等不能有所逾越。方才我看财政部的资料，也说大清银行是代国家发行纸币。今后，我们要将这个代字去掉，专门成立银行进行货币发行，我主张设立中央银行，主要承担两个使命：第一，专属发行货币、债券，根据市场确定指导利率。统筹金融市场；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专门发行新货币，称之为华元或中国元比较适宜，所有货币无论银元、纸币，都需注明中央银行字样，为防止不正当竞争，中央银行本身不参与吸收存款、放贷等日常业务。其余各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人民银行都取消货币发行权，已经发行之货币一律按市价兑换成新货币，在具体操作上可由商业银行先行承兑，然后由中央银行中承兑。
第二块内容是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负经理国库，监督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募集国内外债之责。内容有二，其一为存款保证金制度，凡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必须缴纳一部分比例存入中央银行，不计息。单纯用作对各行存款之保证，将来一旦发生挤兑，尚有国家信用和准备金可以救济一二。在日常经营中，也可为各商业银行提供短期拆借和专项借款，利息可略低于市场；其二为再贴现制度，即以国家信用保证各票据地顺利流通，防止恶意票据。
总之，中央银行是一个不经营具体业务，专门负责国策地银行。”
众人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华元”比“中国元”顺口，也与美元、英镑、法郎等合拍。
“不知总统属意哪家银行改组成中央银行？”梁士怡惴惴不安。“被改组的不能参与市场，不被改组地不似有往日强有力地国家支持，奈何？”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人民银行作为国内目前最大三家全国性银行，网点众多且信誉昭著，我哪家都舍不得，还是由财政部专门负责筹建一行，人选还请燕孙兄推荐一二。”秦时竹宽慰梁士怡，“新设中央银行后，并不等于对这三行就撒手不管了。事实上，他们作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选好办，我看前清大清银行副监督，原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中国银行行长孙多森因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已主动辞职，而人民银行行长熊希龄已担任财政部次长，再加上梁士怡和交行关系密切，不适合推荐，故荐陈锦涛）颇适合此任，只是这国有控股地股份制商业银行是何意思还要请总统明示。”
“清廷一贯主张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其实是利用政权侵犯商权。侵吞商人利益。凡是官商合办的，没有不亏本的。凡是官督商办的，总要派几个官员来指手画脚、耗费钱粮。所以一般商人提起与官合作总是心有余戚……又如前阵子袁世凯强迫中、交两行为财政垫款就是明证。”梁士怡点头，这是他深感头痛的东西，行政当局始终摆脱不了权力本位。
“所谓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就是指这些银行要实行股份制，其中国有股比例要占多数，至少要占六成，其余可以由商股认购，但在日常经营中，却由银行董事会负责，行政当局并不插手，避免干涉之嫌，国家股份只是按照经营利润分享分红，绝无勒索或要求报效等额外行为，若是亏损也是一体承担。所谓商业银行，即是商办，商人熟悉市场，精通业务，由他们负责经营可以避免国家机关臃肿不便、反应迟缓地弊端。当然，作为国有控股的银行，还是会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政府等国家机构的存款，必须存在上述三家机构之中，凡是政府对外经济性往来涉及货币和票据流动的，出于惯性，必然也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通过国有银行进行。更何况，国有银行比单纯私有银行来说，总是要多那么一丝底气，对商民来说，国有应该比私有更值得信任吧？国有商办，可谓两全其美。”
“如此甚好。”梁士怡不愧是梁财神，马上就转过弯来，众人也是纷纷赞许。
“至于中、交两行的垫款，你也不用着急，不是说要确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么，中、交两行可以以此抵扣准备金，假设准备金比例为10，中、交两行在吸纳2亿存款的数额以内都不需要额外缴纳。”秦时竹为打消梁士怡最后一个顾虑提出了这样一个变通建议，“这样，既不让你和财政部为难，又能切实保证商业银行的利益，如何？
“好好。”一听秦时竹解决了自己最后的顾虑，梁士怡连声说好，众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准备金地比例究竟如何，等秉三回来，财政部和几个大行的行长负责碰头商议，标准由你们定，然后请总理审核。不能太低，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也不能太高，太高会妨碍正常营运。讨论完毕后，到时再召开一个相关会议将实施细则定下来。”
周学熙插嘴道：“为了巩固人民对新华元的信任，我建议在收兑制钱、铜元时，先让其兑换为华元纸币，然后在数天后再让其兑换为银元。一开始人民肯定争先恐后将纸币兑换为银元，但如果能保证随兑随换，必然能加深人们对纸币地信赖，而且根据如此兑换又可以加收1的手续费，能将政府之损失再次降低。一段时间以后，必然接受纸币与银元同价之事实……”
“很好，很好，这是一个好主意。”秦时竹点头表示赞许，“诸位还有什么建设性意见？”
“为了强化对银行业监管，我认为有必要加强相关立法。”司法总长许世英建议说利用《银行法》对商业银行设置必要的入行门坎和行业规范，“比如，注册资本不得少于100万元，非同城开业机构不得少于3个，自定利率不得超过央行指导利率等。”
“这是一个好建议，请司法部和财政部共同负责拟定草案，然后提请总理和我过目，不仅《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等相关法律都要加快立法，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体制后，才能有一个发展的好空间。”秦时竹顿了一顿，“刚才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也有了相应地议决，唯一提出来却没有讨论地，却是外国银行货币发行的问题，无庸讳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和实力来真正限制他们对于我国主权地侵犯。我很欣赏燕孙兄的话，真正维护我国货币主权的要害在于有不用外国货币的实力，现在需要的不是硬顶，而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静待时机，以观其变。我提的方案，都是原则性的、方向性的，如何具体落实、执行，都要靠大家，望诸君谨记。”
“我地心情和总统一样沉重，国家太弱了，太穷了，一直都受别人欺负，要振兴中国，不是靠喊两句口号，靠说几句气话就行的，还要脚踏实地的努力。我愿意和诸位共勉，兢兢业业，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上不负总统的重托，下不负亿兆黎民的期望……”看得出来，张謇也是心潮澎湃。
“请总统、总理放心。”众人异口同声。
“明日起，请财政部和外交部协调，向外国接洽借款作为华元的平准保证，同时，善后借款的事情需要继续落实。下次会议，重点商讨铁路建设事宜，请交通部事先拿出草案作为基础。”
“是！”汤寿潜毫不含糊。
直到凌晨三点，秦时竹才拖着疲惫的脚步上床休息，心里不由得感叹：国家太大了，要办地事情太多了，以前看YY小说把治国说得太简单，常常是一笔带过，现在才明白，没有平时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哪有关键时刻的大气恢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地，中国的复兴还要更多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