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以八股文来开科取士也是有根据的。
首先来说自从明代开国以来，太祖朱元璋便制定了，大考和小考总共六场科举考试的规定章程。并且将考试范围确定在四书五经中，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书人的思维，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确立了正统学说，并且与法制法规相结合，便衍生出了官场的常例，使得国家可以保障统一性和稳定性。按照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洪武十七年复开科，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地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选拔出地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地行政人才。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太祖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地‘试帖诗’取消。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可见太祖皇帝和刘伯温制定科举细则时。确实是想为国家选出真正地实用之才。包括乡试考试中的四书必答题和五经选做题，都有严格的规定，万万不能逾越。
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按照明代的科举考试规定来看，只有用八股文考试制度，才是最为公正公平的考试。
究其原因，需要是从其根本上来说。首先，科场历来的考试，尤其像乡、会这样的大考，其题目要求有很多，其中一点最为重要的是字数。比如说，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在考试时，第一场做题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需三千五百字，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这是为了防止作弊，如果不规定字数的话，要么是长篇大论，要么是题材短小的小品文。两者都会造成麻烦，因而不符合国家开科取士的要求。历史上，像嘉靖年间的浙江才子徐渭徐文长，就曾在早年参加科举时，因为在几次考试中答题的字数的不合标准而屡屡落榜，可见其科举对于字数的要求有多么严格。
但是试想一下，按照前面的规定。每位考生的考卷上必须要有一万余字，那么所有考生的试卷呢？就拿着一次乡试来说，参加的人数达到了五千余人，这么多人的考卷字数加起来就得有五千多万字之多。而且按规定同考官必须逐字逐句，通篇阅读。以免有所遗漏。而且乡试阅卷还是出了名地时间短，任务重。就是神仙也不能保证完成任务。所以同考官们就算再努力，也难免会出现纰漏。只要一出现纰漏，一经发现，就会被说成是贪图安逸。如果因贪图安逸而随意判卷，那就是渎职之罪。
没有谁可以不重视这些考卷，渎职罪名可不是简单的丢官罚俸。而是要坐牢！而且若是在科场上渎职，还有可能进诏狱走上一遭。诏狱就是锦衣卫大牢和东厂大狱的总称。想像一下，从那里面出来的人寥寥无几。
同考官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判出试卷，还要点评，推荐等做一大堆活儿。可谓是最辛苦的人。至于主副考官，他们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几位同考官推荐上来地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地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
五千多万字地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前面说过当考官们评好后，还要送至礼部‘磨勘’。这个‘磨勘’，通俗的说就是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地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都必须进行严厉地处罚。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地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数年俸。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地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这主意简直变态到极点了。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这样看来，同考官们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检查每份考卷中的每一个字，还要殚精竭虑冥思苦想的找出其中的好与不好，真的太难为他们了。
想想就觉得难度很大，就算同考官们都是神仙，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的试卷。
可是朝廷的规定就是如此，无法改变。所以同考官们只得发挥出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
如何克服，就必须从考题的批阅方法上入手。
至于为何要用八股文来作为答题的文章，也是与此有关。因为这是一种格式极为严格的文体，对于考官来说，比较易于把握其对错优劣。所以它能大大提高阅卷度，便于评判试卷的合适与否，使所有试卷都能如期一一阅过，且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保证官吏选拔考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比如说，八股文的文体规定，开篇破题只能用两句，如用两句话都没破解出题意，或虽破解出题意，所用句子却过了两句。或破题未能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或破题中涉及孔孟等圣贤之名，而未用代字，这篇文章便不合式，也可以不取。后面的内容便可直接不看。
破题之下的‘承题’、‘原题’、‘起讲’、‘入题’等每一股，都有严格的格式和章法的要求，对了错了，一目了然，绝无争议。只要其中一股出了毛病，便可废黜此卷，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基本上，通过这种完全不许动脑子的方法，便可剔除一大半的考卷。对于剩下小半全篇合式，再看其是否做到了起承转合，文脉是否清晰，层次是否清楚。这些方面做得好，同考官便可加上批语，推荐给二位主考最后定夺。
所以，虽然其刻板程式、束缚僵化为人诟病，也确实是使考生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但正因为其对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和句数上也有严格的规定，这才使同考官可以一目了然的检校每份试卷，大大节省了主观思考的时间，提高了阅卷效率，且增加了阅卷的客观性，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考生的权益，使真正优秀可以可以获取功名。乃是在这个时代里，最客观，最公正的取才之道。
从这一点来看，王安旭也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当然这些全部都是他从别人口中听来的，至于是否可以有幸一试。只有天知道。不过，这也让他对八股文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不由的感叹后世对于八股的说法有些偏颇，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古人用八股文作为考试的形式却实有他一定的道理。他不由得说出一句话，“八股非祸，其罪在人。科举非错，其错在人。”可见对于事物的本质，人应该将眼光放在全局的位置上来看。
就在所有考生都焦心企盼着成绩快些出来时，王安旭已经在山中开始修炼了。以他如今的境界水平，去学习一些武术招式是绰绰有余，所欠缺只有经验和熟练程度。于是他专心致志的开始修炼，渐渐的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其他事物。心无旁鹫的在山中修炼了二十天。
直到若琳的提醒，他才从修炼的劲头中清醒了过来。而此时却以到了发榜的日子。
而历次的浙江省乡试，可以说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甚至于比其他几个省乡试的程度还要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年的两榜进士都是江南人居多，而江南又以浙江文韵最盛。所以经过上百年的变通之后，考官们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阅卷只重头场七篇八股文，对于后面的两场，只需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即可。甚至于在答题纸中也只有这七道题，其余的另外写在其他纸上。
王安旭这一次考试，就是先做了那七道题。其余的那些题犹如喝水吃饭般那样简单。
当日子到了八月三十时，也到了放榜的日子。这一天，整个杭州城都轰动了起来，所有人都一大早起床，在街口等着，看看有没有报喜的队伍来到。说起来这乡试中举也不单单是一家的喜事。就连街坊邻居也是可以沾光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按照惯例，那一家的秀才中了第，成了举人。里长是必须上门道贺的，邻居们也会送来贺礼庆贺一番，拉关系。如果是中了解元，那么县令也会上门庆贺的。
所以刚过了卯时，便有许多人已站到了街口。就连当地的赌坊也开出价码，对应举的热门人选及对应名次进行预测，有许多人便干脆在哪里投了注，等着结果准备赚上一笔。至于那些考生们，一大早也急忙前去观榜，看看自己是否中第。沈辰等几位王安旭的几位好友也来到了王安旭家，准备相约王安旭。
几人叫门后，由王氏开了门。几人一见，急忙说道：“拜见伯母。”说完鞠了一躬。
王氏笑着说道：“你们几个是来找安旭的吧，真不巧，安旭不在家。”
沈辰说道：“那安旭去了哪里？莫不是独自一人去看榜了？”
王氏摆手道：“他呀，说是出去玩上一段时间，已经走了二十天了，估计今天能回来。”
沈辰听后摇头道；“这个王安旭，真是清闲。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回来可要好好罚他一顿。”
这时只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星卓兄，这可是为难小弟了，我王安旭可没什么钱，不像你能吃得起四海如意楼的美味。我看，要请也是你来请才对。”
几人回头一看，之间不远处站着一个年轻男子，不是别人，正是王安旭。